经济政策一线微观察 打造公平竞争土壤激活民营企业潜能

在宏观数据和政策文件之外,真正决定市场活力的,往往是那些散落在一线的细微变化。一纸文件能否落到实处,要看民营企业在招投标、融资、税费、监管等日常经营环节中,是否真正感受到公平竞争的气息。当一家中小民企在同台竞争中不再“先天矮一截”,当创业者不必再为“背景不硬、关系不多”而踌躇不前,经济政策的温度才会在一线被真实感知,并最终转化为民营经济发展活力。

围绕保障公平竞争 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这一主线,近年来的经济政策调整,正在悄然改变市场运行的“底层逻辑”。从反垄断执法到政府采购制度改革,从优化营商环境到强化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,一系列看似“制度层”的动作,正在一寸寸重塑民营企业的预期。公平竞争并非抽象口号,而是一整套可感可触的规则体系和执行机制,只有在一线场景中被不断校正和强化,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和投资信心才会真正被激发出来。

要理解“保障公平竞争”对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,首先要看过去企业最突出的现实困扰。部分民企长期面临“市场准入门槛隐性偏高、竞争机会不对称、政策红利实感不足”等问题,典型表现之一就是在基础设施建设、公共服务供应等领域,民企很难真正参与到高质量项目的竞争中。形式上门敞开,实质上“隐性门槛”林立——比如招标文件中设置过高的业绩要求、技术标准或信用条件,让本就资金和项目积累有限的中小企业被挡在门外。这类制度性摩擦,看似不针对某一主体,却在无形中弱化了民营企业的市场能见度和成长空间。

在这一背景下,围绕公平竞争审查、统一市场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密集出台,其核心指向就在于让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准入标准、监管规则、政策适用上“同地起跑、同场竞赛”。例如,多地对政府投资项目和国企采购实施“不得以所有制形式设限”的规定,明确要求“不得对民营企业设置歧视性条款”；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在修订技术标准和评价规范时,强调“公开透明、可量化、可操作”,以避免标准被“定向设计”成为排斥民企的工具。政策并未承诺给民企以“特殊照顾”,而是通过去特权化的方式,压缩各类隐性壁垒的生存空间,让“看得见的手”从微观细节上回归中立。

一位参与地方交通工程建设的民营企业负责人就直言,过去他们在市政项目投标时常常“连资格都拿不到”,如今随着地方重新梳理招投标规则,取消了一批与企业所有制挂钩的限制性条件,并将信用评价、履约能力、技术方案等作为更重要的评审权重,公司终于在竞争中中标了一项市政道路改造工程。“规则没变得更宽松,反而更细更严了,但只要大家都在同一张规则纸上,就敢拼实力。”这种来自一线的反馈,恰恰说明规则越清晰、越中立,民营企业的信心越足。

从经济学视角看,公平竞争制度的本质,就是要通过稳定预期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,让资源配置更加接近市场效率边界。对民营企业而言,所谓“激发发展活力”,并不是单纯的减税或补贴,而是在三个关键层面形成合力 其一是公平的市场进入 其二是公正的监管与法治保护 其三是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和长期信号。当企业在产品研发、市场开拓、人才引进等长期活动中,不再需要一边算“政策风险”,一边算“关系成本”,就会把更多精力投向创新和管理提升,这才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。

以近年来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为例,平台经济、医药、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的一批典型案件,并不仅仅是“惩罚某些企业”,更重要的意义是传递制度边界的明确信号。比如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、实施排挤竞争对手行为的综合治理,为大量中小民营企业打开了原本被“锁住”的市场空间 一些原本被“二选一”“捆绑销售”挤压生存空间的供应商、服务商,在规则纠偏后获得了多平台、多渠道合作的机会。当强势主体被制度约束,弱势主体才有谈判权,这正是公平竞争政策在微观层面的直接体现。

与此同时,营商环境优化作为另一条主线,也更多从“程序公平”和“服务可及性”的角度,回应民营企业的现实痛点。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的普及、涉企审批事项的压减和流程再造、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推进,减少了民企在设立、变更、备案中的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。许多地方通过“免申即享”“承诺制审批”等机制,让政策从“看得见却够不着”变为“自动上门”。在这些改革背后,是政府角色从“管理者”向“服务者”的深刻转变 监管不再以“身份”划线,而是更多依据风险水平和合规记录,给予不同企业差异化、精细化监管安排,激励“守法成本低、违法成本高”的正向市场预期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公平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民营企业的单向偏爱。真正的公平,是以统一制度标准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,既反对行政性垄断和隐性歧视,也不鼓励“反向歧视国企”的舆论倾向。在一些公共领域,民企国企往往在不同环节各具比较优势 比如国企在超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中拥有融资和组织能力优势,民企在专业细分、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方面更加灵活敏捷。因此,更高层次的政策目标,应当是通过竞争中立的制度安排,促进多种所有制资本在更大范围内优势互补、合作共赢,而不是简单地在“谁多谁少”上做算术题。

当然,保障公平竞争要真正转化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动力,还需要企业自身积极顺应制度变革,提升内生竞争力。当“关系红利”逐渐退场,“规则红利”日益凸显,企业若仍沉迷于灰色空间,或仅停留在低成本、低附加值竞争模式,难以在新的市场格局中站稳。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主动调整发展策略,把核心精力投向技术创新 品牌建设 数字化转型等中长期能力建设,以更高的专业壁垒和更好的产品服务,在公开透明的竞赛场中争得一席之地。这种从“找政策缝隙”到“靠实力取胜”的心态转变,本身也是政策环境改善带来的深层效应。

从一线微观察可以看到,凡是公平竞争制度落实较好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地区和行业,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、创新投入和就业贡献往往更加活跃。一些城市通过健全企业家沟通机制、建立政策评估反馈渠道,让民企能够对不合理条款和执行偏差“有处说、有用处”,倒逼规则不断修补和完善;还有地方探索第三方评估、社会监督、信用信息公开等方式,提高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,减少“口径一致,落地走样”的现象。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,执行的关键在于细节,只有把公平竞争原则渗透到每一份合同、每一次审批、每一场招投标中,民营企业才会对政策产生持久信任。

可以预见,随着统一大市场建设推进、数字政府和智慧监管能力不断增强,民营企业参与公平竞争的边界将进一步拓宽,从传统制造业、现代服务业延伸到绿色经济、数字经济、公共服务供给等更多新领域。未来的竞争,更像是一场基于技术实力 制度信用 综合治理能力的长跑,谁更适应透明规范的市场环境,谁就更有机会在新一轮发展周期中取得先机。对政策制定者而言,如何在持续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守住公平底线,对监管模式与政策工具进行更加精准的微调,将是经济政策一线观察中最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。